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出版。这部颠覆性的著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知名历史学家及读者的广泛赞誉。但是，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反应，不仅有来自日本方面的猛烈批评，而且西方学术界也陆续发表尖刻的评论，有些批判来自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张纯如的著作并非完美无缺，如果批评者就事论事指出史实错误或观点错误，实属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文章充满恶意，甚至是人身攻击，采用了张纯如必须被摧毁的策略，最终导致该书在部分学术圈中有了“错误”和“质量差”的名声。追根究源，日本外务省是大部分“大批判”的幕后推手，资助并推动了旷日持久的抹黑、张纯如及其著作的“公关”活动。外务省的影子刊物《日本回声》陆续发表知名历史学家如傅佛果、秦郁彦、库克斯等批判张纯如的文章，2007年南京沦陷70周年之际，相关的文章被汇集成册，以《南京辩论概述》为名出版，作为70周年献给英语世界的“礼物”。通过普遍的夸大、错误的引用、歪曲原文等方式，这些文章给张纯如和她的书戴上了虚构和带有偏见的帽子，扭曲了公众和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理解。然而，这些文章却被宣传为现代的、客观的和科学的历史研究，而事实则完全相反。
2017年12月13日是日军攻占当时中国首都南京80周年的日子。对于80年前那一天之后发生的事情，包括持续数周的大规模、、抢劫和纵火，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也严重影响到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关系。
2017年正值张纯如的《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以下简称《南京浩劫》）一书出版20周年。《南京浩劫》引用了当时的信件、日记、政府情报报告、战争罪行调查和采访幸存者的口述证词，相当于20世纪左拉的《我控诉》。《南京浩劫》问世于这一事件在英语世界几乎被遗忘之时，而该书出版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张纯如的书获得了惊人的销量，并得到了知名历史学家及读者的赞誉。该书出版时，年仅29岁的张纯如在新书签售会和其他公共活动中大受欢迎，但是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反应。在一片赞扬声中，张纯如和她的书不仅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猛烈的批评——她对日军暴行的激烈批评激怒了很多日本人，而且西方学术界也开始发表尖锐的评论，这些评论几年间被不断地重复和放大。正因为有些批判来自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所以严重影响到这本书和作者张纯如的声誉。这些历史学家的评论最终导致该书在部分学术圈中有了“错误”和“质量差”的名声。
原来，大部分“大批判”背后的推手是日本外务省。直到现在才被披露，日本外务省资助并推动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旨在抹黑和张纯如和她的书的“公关”活动。从张纯如的书出版后不久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她去世后的第四年，并在南京沦陷70周年之际达到高峰。这场活动使用的主要武器包括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傅佛果（Joshua Fogel）、秦郁彦和阿尔文·库克斯（Alvin Coox）的论文。日本外务省公关机构把这些人的文章宣传为现代的、客观的和科学的历史研究，而事实则相反。通过普遍的夸大和错误引用等方式，这些文章给张纯如和她的《南京浩劫》一书冠以虚构和带有偏见的帽子，这样便扭曲了公众和学术界对这一最具争议的历史事件的理解。
尖刻批评张纯如和《南京浩劫》的英语文章，持续不断地在《日本回声》（Japan Echo）上发表。《日本回声》是一家东京出版的期刊，选择刊发日本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英译文本。1998年8月、2000年2月和2007年12月，《日本回声》分三期刊登了知名历史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张纯如和《南京浩劫》进行了抨击。2007年12月的那一期，恰逢/南京事件70周年，《日本回声》把过去所有已刊发的关于“南京”的文章汇集成册，并另增加了两篇文章，以《南京辩论概述》（以下简称《南京辩论》）为名，作为“南京”70周年的资料出版。
《南京辩论》宣称不对有关“南京”所有的观点进行“平衡”抽样，理由是，这意味着介绍“观点，而这些观点基于不可靠的证据”。相反，《南京辩论》更愿意向读者展示有关“南京”“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研究成果。后来的宣传将《南京辩论》描述为寻求“对这一重要历史问题提出一种更客观、更科学的方法”。
虽然《南京辩论》和前述那三期《日本回声》杂志从未透露，但实际上《日本回声》是日本外务省为了“公关”而发起创办并出资和发行的刊物。1974年4月，外务省海外公关部长长谷川和年委托东京学者关嘉彦负责这一新季刊，挑选日本主要期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刊载。一家叫做“日本回声”的私人公司由此成立，成为该季刊的出版商。外务省为其提供“外语公关出版物”的资金，每年拨付，无需招标，并将该刊物分发给“海外知识界”，包括学者、大学图书馆、媒体和研究机构。直到2010年，外务省每年购买并分发5万本《日本回声》，其姊妹刊以法文、西班牙文、韩文、中文和阿拉伯文出版。
没有这种支持，《日本回声》无法维持运营，而当日本政府在2010年初削减资助资金后，《日本回声》就立即停刊了。这些事实之所以被揭露，是因为《日本回声》的编辑和出版商在外务省资金中断时所做出的反应。在《日本回声》2010年4月最后一期中，编辑在题为《日本回声的资金遭到削减》的文章和《出版商来信》中披露了这一事实。
如果在《南京辩论》和相关《日本回声》那三期中说明日本外务省参与的事实，那么读者本来会对可能存在的偏见保持警觉。
这一披露本来也会凸显杂志所承诺的“客观和科学的历史”与其刊载内容之间巨大的差异——假定所有作者愿意将其文章发表在实际是外务省的出版物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承诺运用现代、客观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出版商的夸大其词。大卫·艾斯丘（David Askew）教授在《日本回声》刊载的有关南京沦陷7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艾斯丘是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的教授，他将研究“南京”的中国人和作家称为受到政府约束的“遇难者尸体数量最大化者”。在日本，相关的辩论在势不两立的“大”派和“虚构”派之间展开，而后者把描绘成全球性的幻觉——假新闻。艾斯丘写道，这些相互对立的“学派”高度化（他更喜欢将其划为“左派”和“”），由此创造出一个更多基于幻想和“一厢情愿”而非事实的“神话叙事”。根据艾斯丘的《南京暴行的幽灵》一文所述，希望基于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由“真正客观的史学家”用“冷静、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就南京暴行写出“中间”观点的研究成果，并严格审视“神话炮制者”的成果，用“冷静、客观，并基于实证的方法精心地书写历史”。艾斯丘说，“学院派”的成员不会随意构建历史观点，不会辱骂对方。
艾斯丘在其他文章中也曾提醒大家不要使用“暴力和煽动性语言”。这一点十分必要，因为到2007年，中日双方就日军南京暴行问题所产生的“愤恨”已经达到“顶点”。
《日本回声》的宣传和艾斯丘《南京暴行的幽灵》一文中的提议，似乎为寻找南京惨痛的历史答案提供了某种令人陶醉的希望。但现实却像白天和黑夜一般不同。
艾斯丘在《南京暴行的幽灵》一文中赞扬傅佛果是温和学院派的典范，认为他避免了“对持不同意识形态者进行无意义的不文明的攻击”。在其他地方，艾斯丘认为傅佛果的“南京”研究成果“特别见多识广”。至少从2002年起，艾斯丘就是傅佛果在“南京”研究方面的同事，也就是说，他不可能不了解傅佛果是如何评价张纯如和她的《南京浩劫》一书的。
傅佛果在《南京辩论》中的文章《有关张纯如南京浩劫的争议》（以下简称《争议》），刊登在《日本回声》2000年2月号上。该文最初并非为日本读者而写，这表明该文可能是应《日本回声》约稿而写的。傅佛果当时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是一位多产且声誉颇高的研究中日历史的学者，也是中日历史著作的主要翻译者。他在这些领域具有非凡的知识。他的学术著作证明，他完全胜任作为一名学者所能保持的冷静、适度且客观的分析。
但傅佛果的《争议》一文却并非如此。该文从头到尾充满了刻薄和愤怒的情绪。傅佛果谴责了张纯如“最令人恼火的怪话”和“最具攻击性的观点”。他说，“她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似乎张纯如不仅仅错了，而且是“故意的”。她的“证据微不足道”，而她的主要结论要么“明显错误”，要么“荒唐可笑”；她“粗俗而且虚假”。傅佛果把张纯如的书比做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刺杀肯尼迪》——“离奇的阴谋论”和“怪异的表演”。
这些谴责出自于傅佛果一连串发表在享有声誉的专业学术期刊上有关张纯如的文章中的一篇。1998年，他宣称“如果张纯如书中的这一章是白人撰写的，那么我能想象出学术界会怎样回荡着‘种族主义’的叫喊声”。他还抱怨“张纯如明知道……却装聋作哑”，“不必要的粗枝大叶，并且事实上并不准确也不公平”，她的书不仅“充满了错误信息”，而且充满了“愚蠢轻率的诠释”；她哪里仅仅是犯错误，她简直是在撒“弥天大谎”。1999年，傅佛果谴责“张纯如的畅销书《南京浩劫》中……出现了令人发指的错误”；2001年，傅佛果又谴责张纯如“及其持类似观点的人”；2007年，他又说“张纯如那类人”对日本方面的观点“一无所知”，而这些人得了“记忆神经官能症”。
当傅佛果以前面提到的各种恶意攻击为“辩论”火上浇油时，他自己的《争议》一文却时常犯了很多本质性错误，如日本有关“南京”的研究者或作者受到死亡威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张纯如在书中写道，在日本研究会遭到危及职业甚至威胁生命的危险，傅佛果对此指控张纯如的“无知令人震惊”。他开篇指责张纯如得出的与可考察、可验证的事实相反的结论。然而，傅佛果的《争议》一文重刊时出现的证据不仅证明张纯如是正确的，而且还包括了傅佛果自己史学研究中存有偏颇的证据。
2000年历史学家吉田俊表示，在日本，相信是编造的“修正主义者”，在冒职业甚至是生命的风险，而“持自由主义史观的藤冈信胜、小林善纪、西尾干二已经收到了威胁信息，包括死亡威胁，但他们继续言说自己的观点”。傅佛果在他所编的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披露过这一信息。
2007年，傅佛果当时的同事，约克大学的若林正在其《南京暴行（1937—1938）：局面复杂化》（以下简称《南京暴行（1937—1938）》）一书中这样写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暴徒们否认日本有任何道德上的不当行为，他们采取死亡或暴力威胁，以便让持不同意见者闭嘴。本书的一些作者曾收到邮件、电话，或在参加公开讲座时当面受到过此类威胁。”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若林正教授对傅佛果表示感谢，因为他审阅了揭露死亡威胁的那一章初稿。然而，傅佛果对张纯如“惊人的无知程度”的表述，很快在《南京辩论》一书中被重新发表，至今仍未得到修改。
关于《南京浩劫》日译本出版受挫问题，《争议》驳斥了张纯如“未经证实声称出版商柏书房在日本右翼组织的压力下屈服”。但是，在1998年11月11日出版商发给张纯如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可以发现邮件呼应了张纯如的说法：“正如以前曾说明的，我们出版公司受到了相当大的攻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为了出版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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