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历经3年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新高校——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开学，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该校打破传统高校的院系之分，
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新“枢纽”中可以窥见，目前单一的学科已经无法解决我们遇到的很多挑战，学科交叉的重要性日益显见。而在传统的架构下，条条框框太多，影响着学科交叉合作的有效性，用“枢纽”和“学域”取代传统的“学院”和“学系”架构，可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新兴学科和前沿学科发展。
从高校普遍施行的“校院系”模式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不设院系的新模式，表面上只是“名称”的改变，实际上这一“打破”动作是对高校多年来固定组织结构的改变，在新时代背景下将交叉学科进行归纳管理，可谓是学校一小步，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一大步。
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2”到“3”的几十年改革，一直在探索更适合时代和自身发展需求的路径。
最初的“校系二级建制”管理模式是在上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我国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把大学分为文理大学、单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学院，并在大学中取消学院，全部实行校系二级管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高等教育向更高层次更大规模和更加综合方向发展。到1992年开始高校合并调整，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学科门类也迅速增多，大多高校在校系之间增加了学院一级，以减小管理压力，形成了“校院系建制”。
有大学，必有院系，这已成为高等教育的思维定式。目前，国内高校会在学院下设置更多细分专业的学系，对学生来说，院系就成了学习期间形成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实体，而在教学和科研上，一般也以院系为单位进行
在加入学院这一环后完成的“校院系”建制，表明了我国高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已基本完成了向多学科、综合性发展的战略调整，初步形成了“理工结合，文理渗透，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新兴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的新型学科体系，将现有性质相似、方向相同的学科和专业重新优化组合，加速了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渗透及改造更新，有利于优势学科、教育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发展。
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分工逐渐体现出多样性，在传统的院系制度下，要满足交叉学科的需求，最普遍的办法就是新设院系。这种设置或许满足了新兴学科的需要，让学科建设不落伍，却也使高校院系日益繁多，相应的行政支持日渐繁重。而且“校院系”管理体制将学科、专业分家分设，界限过于明显，反而限制了学科、专业的活跃和发展，因此，近些年，部分高校在建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变。
所谓“学部制”，是指将各院系按照学科门类或学科群归类合并，在内部学校和院系两个层次之间增加一级学术性组织或行政管理结构，学部是校院之间的一级学术管理组织，它能够协调相关教学科研单位开展学科建设，整合学科资源，形成学科综合优势，学部的定位可以说是“加强版的学术管理枢纽”。
学部制的尝试，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搭建了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创新平台，使得原有学科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能够实现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优化了学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科领域，发挥出“1+12”的功效，进一步增强了学科的竞争力。
除了在学科整合交融上发力外，还有一些学校从“简政放权”的角度入手，将财务、人事、教学、科研和其他事务管理自主权由校级最大限度地下放到学院，通过二级管理激发学校的活力，以此剥离“行政化”对于学术的负担。
不同学科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科其实都有不同需求，原本所有的决策都由学校来做，包括院系发展也是如此。
四川大学在2018年大会上，针对全面深化以院为主体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做出积极动作。通过构建形成“1+4”制度体系，确定10个学院在2018年试点先行。通过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调动了各学院人才引育的积极性，2018年以来新增“国字号”人才99人次。推进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管理制度改革，扩大学院自主设置和调整二级学科的权限，已有2个学院试点自主设置二级学科，诊断评估108个学位授权点，撤销6个学位授权点，学院还可根据学科特点、优势及社会发展趋势，自主定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这一系列的动作，给予学院更多的自主权，也给原本被紧紧“”在行政体制下的学科更多发展的空间。
无论是学部制、校院系管理体制还是不设院系，都是以更好地实现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为目标，期待各层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相互配合，释放更多活力，真正实现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1]郭必裕.校系二级管理走向校院二级管理的内在动因[J].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04):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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